2006年的村庄（1 / 4）

老人一语成谶。第二天，村长拿着签好字的征地协议书找到村民代表和仅有的两名党员：他要辞职。在征地协议书上签过字的村长要辞职了。

半壁江山。意料之中，也意料之外。有好言者得出结论：“老百姓是搞不赢政府的。”村民看来，村长就是最小的政府。至今没有人弄明白，是什么原因让村长冒着出卖祖宗之骂名签下了字（其实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，不会写任何字）。有人说，政府一次性给了他十万，够他一辈子享用；也有人说是五万；还有人说，钱不是政府给的，政府不可能做犯法的事，钱是买地的老板给的。村长自己则说，他分文未取，只是抵挡不住镇干部轮番做思想工作和好烟好酒好菜招待，吃是吃了，但没有“兜荷包”。他自己深感罪孽深重，对不起大家，甘愿辞职。这成了一桩永远也扯不清的悬案。

辞职的村长成了普通的村民，没有任何人要他从胯下钻过去，事实上，也从来没有人把这句带人格侮辱的话当真。当事实已经发生了，村民们往往会表现出他们一贯的无奈和宽容。而带领年轻人威胁过村长的“长子”，无意中成了强硬的英雄，在随后的村民选举中，众望所归，一举推为新的村长。

覆手之间，村庄已经改朝换代。一个旧王朝灰飞烟灭土崩瓦解，一个新王朝浮出水面粉墨登场，一桩悬案也旋即为新的焦点替代，被人迅速遗忘。

村庄虽小，却与大千世界同构。

悬案

林溪村林木环绕。从或深或浅的苍绿林间，可以看到那些已粉刷或未曾粉刷的洋楼，偶尔也能看到已存不多的老屋上长满绿苔的青瓦。村北，推土机突突突地昼夜不停，将新鲜松软的红土推得山高，身后，一条宽阔的公路（未来的街道？）正在生长延伸。村南，一堵高大的围墙绵延数百米，严严实实地截住了人们原本开阔的视线，同时也成为村庄与工业园区间神圣不可逾越的屏障。东西两面依然保持她的原始风貌，深绿而安静的油茶林，不太规则的稻田，高高低低的棉地，蜿蜒的沟渠---一轮血红浑圆的夕阳，无声地滚动在天边，最后，在乌鸦的鼓噪中沉沦到远处影子似的草垛山后，林溪随即被夜幕笼罩。

006年的林溪已经四面楚歌。从外面看去，她依然如故，带瓦的屋舍，新楼的铝合金，桃李梧桐，泥泞的村道，畜粪的气息，鸡鸣牛哞，田埂上挑着农具匆匆进出的人们。但从那暗自的叹息，迷漫的泪水，飘忽的眼神，歇斯底里的尖叫，半夜的恸哭和可疑的狗吠中，我感到了一种刺穿心肺的尖锐，一种无可挽回的断裂，一种夕阳西下的悲怆。

这种断裂和悲怆，像村前的那片秀竹林里的新笋一样，在一场春雨后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。春天的桃花开了，衬着灰色的大地，很灿烂地映照着刚刚从冬天苏醒过来的村庄。可接下来的却是倒春寒三番五次无情的蹂躏。三月十三日，一场阳春雪，纷纷扬扬。绿色被彻底推毁。我感到一种不祥徘徊在村子上空。不久，对林溪虎视眈眈的开发区，终于摊开了它的攫取之手，向村民暴露了它难填的欲壑：征地三百亩，其中山地一百亩，良田二百亩。不容置疑的口气。

这是迟早要来的。无论是从邻近几个早已灰飞烟灭片瓦不留的村庄的命运里，还是从日益膨胀的开发区深不见底的欲望中，无不可以预测到侧卧开发区旁村庄的必然命运。好在这次并没有要了林溪的全部，对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村庄来说，还不算是致命的。全村有山地六百余亩，其中良田三百七十七亩。

撕裂

镇长、蹲点干部、村支书、村主任、征地办干部，走马灯似地在村前村后闪过他们的影子，远远的，可望而不可及，有的甚至影子也看不到。他们好像很少说话，可在村里却无时无处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他们通过一张共同的口在说话：村长——一个年近七十岁、只字不识的资深农民，任村长十年，长得人高马大，脸膛黑红，不善言辞，好酒，常醉。

村民无法准确把握这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但他们也在说话。开始，语言是杂乱的，不久，从或欢欣鼓舞、或怨声叹息、或隔岸观火的话语中，渐渐有一个声音清晰起来：坚决不肯。不是因为对土地过份依恋，也不是舍不得种田，理由是：一万九一亩，太便宜。

群情激愤。十几个年轻的男子来到村长家。领头的身高一米八，人称“长子”。年轻人扬言：谁卖地，谁就是卖祖宗，要是谁在协议书上签字卖地，非让他从大伙胯下钻过去。卖祖宗在村里已算是够狠的话了，更不用说胯下之辱。

三月的风在田岗上暖暖地吹过，庄稼慢慢地舒张着慵懒的身体。可村子上空却没有一丝风，闷闷的。空气凝固了，像城里的小孩和年轻的太太们爱吃的果冻一样胶着，一样脆弱，仿佛只要谁大喝一声，空气就要震得碎裂开来，如击中的玻璃噼里叭啦掉下。

那一夜，村里的狗彻夜狂吠，叫得有些离奇。年近九旬的祖父说，这是不祥之吠，村里每有重大的变故，狗都是这样狂吠不止。他，五四运动那年出生，行走过江湖，躲避过北伐，逃亡过抗日，参加过农会，前半生以相命为业，后半生以务农度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