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四十五章 如此真相（2 / 3）

案情至此似乎已经水落石出。孰料传唤到堂的爱仁堂老板供称：自己并不叫“钱宝生”，而叫钱坦；更是从未卖过砒霜给杨乃武。案情至此再次出现重大疑点，倘若当时官员能够摒弃成见，重新审视案情，则冤案仍有可能澄清。但刘锡彤反而前去“诱供”证人钱坦，承诺只要他指证杨乃武，保证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，并威胁说：杨乃武已全部招供，如果钱坦拒绝指认，则有包庇之罪。如此，钱坦的“证词”也顺利到手了。一场证据链条完美的冤狱，就此完全成型。

彤郅十一年十一月初六，杭州府判决：葛毕氏因奸谋杀亲夫，处以凌迟之刑；杨乃武授意谋害他人亲夫，处以斩立决。这一判决被上报至浙江按察使衙门，请求批准。

浙江按察使蒯贺荪也是举人出身，对杨乃武放着大好的举人前途不顾，而为一个女子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多少有些怀疑。但蒯贺荪为了省事，并未仔细核对案卷材料，而仅仅是把负责此案审讯全过程的余杭知县刘锡彤找来询问了一番。自然，刘锡彤给予按察使大人的，必然是拍着胸脯的无冤情的保证。于是，卷宗里那些疑点，譬如钱坦从未叫做钱宝生，就这样轻易地从按察使衙门滑过去了。随之，案卷被送至浙江巡抚衙门。

大乾朝的巡抚衙门是掌管一省事务的综合性衙门，事务繁多，在刑狱方面把关的能力和精力上，自然都不如专门负责刑名事务的按察使衙门。巡抚杨昌浚委派了一名候补知县去案发地做了暗访。而这名候补知县，则把暗访办成了“明察”——他在余杭县的一切行动，都依赖造就冤狱的知县刘锡彤安排。其结论，自然可想而知。

彤郅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浙江巡抚杨昌浚以杭州府所判决的原罪名，将案件上报给了朝廷。

但市井间的流言，却成了杨乃武葛毕氏冤案的导火索。葛品连病故，其母沈喻氏被人“提醒”，怀疑其死于谋杀，盘问葛毕氏无果后，即向余杭县衙申请验尸。在一连串的不符合“标准”的验尸程序之后，得出葛品连疑似砒霜中毒而亡的结果。余杭知县刘锡彤又在街坊间闻知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流言，遂断定葛品连确系被人毒杀，冤案就此成型。

不得不说，大乾朝对于“民为邦本”这一条还是相当重视的，其“圣谕”高度强调“州县所司，不外刑名、钱谷。而刑名之重者，莫若人命”。大乾律法规定：州县官必须在受害者或被害现场或尸体发现处亲自并及时验尸。若因其延误而使尸体发生变化，妨害验尸结论，该州县官将被处以杖刑六十。若本地州县官因公外出，则邻近地区州县官有责任代其验尸，无正当理由拒绝代为验尸者，将降官三级调用。

余杭知县刘锡彤带领仵作沈祥、门丁沈彩泉赶去验尸时，尸体已经开始肿胀变异：口鼻内有血水流出，躯体软而不僵；指甲和趾甲呈暗灰色。仵作沈祥缺乏专业素养，将口鼻内有血水流出写成“七窍流血”，将指甲和趾甲的暗灰色写成“青黑色”；门丁沈彩泉居然也有资格参与验尸，并根据“个人经验”，做出了葛品连中砒霜之毒而死的结论。

按照大乾律法规定，知县刘锡彤有责任亲自按照标准验尸教材《洗冤集录》一一核对仵作的验尸报告。《洗冤集录》里说：“服砒身死者牙根青黑，七窍迸血，嘴唇翻裂，遍身发小泡。”且不论《洗冤集录》是否精准，但很显然，葛品连的尸体并不符合这些特征。而且，在此之前，葛品连的亲属和邻居等许多人都见过未变异的尸体，只要略加询问，即可澄清葛品连是否中毒而死。但刘锡彤显然认为这些进一步的求证都没有必要，他在内心深处，已然将杨乃武与葛毕氏的“奸情”和葛品连的死，很自然地联系到了一起。

葛品连的“死因”被确定之后，刘锡彤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支持这一“死因”的证据，并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。首先需要的就是葛毕氏的供词，在刘锡彤的案情规划里，葛毕氏已经被确定为因奸谋夫的凶手，所以，他的讯问直奔“毒从何来”。

朝廷接到浙江巡抚的案情汇报的同时，也接到了杨乃武之姐杨菊贞进京申诉的申冤材料。申诉期间诸多曲折艰难，难以尽述，结果则众所周知：在朝廷持续长达一年多的压力之下，光旭二年十二月九日，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公开开棺验尸，结论是：葛品连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，确认并非毒而死。

开棺验尸之后，冤案与否已经不存在争议。但朝廷如何决策，显然与真相无关——大批重量级的官员反对给冤案平反，譬如：虽然毒杀葛品连之罪已经洗清。刑部尚书桑春荣却继续嘱咐相关人员“研讯杨乃武、葛毕氏。强其自伏通奸罪”。仍然希望以此罪杀掉杨乃武与葛毕氏。

另一位刑部尚书皂保则认为：一手制造冤案的余杭知县刘锡彤，是大学士宝鋆的“乡榜同年”，所以必须保住刘锡彤。

葛毕氏没有下毒。自然无从回答毒从何来。刘锡彤现场讯问无果。遂将其带回县衙严刑拷打。据《申报》披露，葛毕氏所受之刑乃是“烧红铁丝刺乳，锡龙灌水浇背”，这种流传至今的酷刑，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，其残忍程度可见一斑。当然，以葛毕氏的姿色，施刑者会不会用什么别的手段来代替就不得而知了。

酷刑之下。什么样的供词都不难得到。站在葛毕氏的角度——刘锡彤既已“确认”葛品连死于毒杀，自己又被“确认”为凶手，而市井间沸沸扬扬的自己与杨乃武的流言，葛毕氏必然也是知道的，于是乎，诬攀杨乃武，就成了葛毕氏在酷刑之下，“理所当然”的选择。

举人杨乃武随后被带至县衙。按照葛毕氏的口供，杨系十月初五给了她砒霜，但杨乃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十月初五因事外出。并不在余杭城内。案情开始出现重大疑点，严重偏离刘锡彤“经验丰富”的“主观判断”。倘若刘锡彤能够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。及时重新审视案情，这一冤案或许可以就此打住。

但事实是：杨乃武的举人身份让刘锡彤颇为恼火，因为按照大乾律法，他无权对一个举人动用酷刑。刘采取的手段是将案子上报杭州知府衙门，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。为掩饰己过，刘锡彤压下了杨乃武所提供的一连串证人的证词，未将其收入卷宗上呈知府衙门。

于是乎，杨乃武丧失了举人身份。酷刑之下，要什么就能有什么。只不过这一次动用酷刑的，换作了杭州知府陈鲁。杨乃武承认下毒之后，证据链条完整性的下一环就是砒霜的来源。杨只得攀诬了一家名为爱仁堂的药铺，并指认卖给自己砒霜的药铺老板名为“钱宝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