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6章 召对争锋(上)（3 / 4）

“礼”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，让掌握政权者明白应该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，同时也让民众清楚将会面对什么，以做好自己的安排。

这也就是现代宪政理论所说的，用制度约束国家权力、规定公民权利，并建立与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一的宪法基础、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构成的体系。

长久以来，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，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让平日里难得一见、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，明白大家同属一个家族，以此增强凝聚力。这就好比后世每年一次的春晚，其实就是国家级的制度性祭祀活动，以强化中国人的同属感，这就是“乐”的本意。

我们不能约束神，但我们需要约束人，所以我们就用制度代替神来约束人。

什么是宪政？不论学术专业，简单通俗地说，其实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权，对全民提供确定性。

三千年前，周公姬旦撵走了神，结束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时期，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权力架构并不能随之自动消失。

人，最恐惧的是不确定性，谁知道明天会怎样？下辈子会怎样？子孙会怎样？因此，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确定性。

不确定的存在并不能提供确定性，因而自身也不确定的政权或王权、皇权都无法提供确定性，只有稳定且确定的神权，才能担负起提供确定性的重任，而成为权上之权，从而与政权形成二元权力架构。

提供确定性、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、对重大事项决策，就是神权的三大职责。从而形成后台神权与前台政权(皇权)的稳定配合，管理权的所有权属于神权，管理权的使用权归于政权。

这就如同诞生于宗教文化的“现代”企业制度，相当于神权的董事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，相当于政权的公司(CEO、总经理及各部门)拥有使用权，各得其所、分工合作。

当孔子以仁义、以君子之道将礼教再次拔高，当董仲舒以“天人合一”将神权与皇权绑定，中国的正统皇朝也就都成为了无限责任政府，需要为全天下负责，无可推卸。

因此，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，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，海啸飓风蝗灾雪灾等等，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现，不是皇帝失德，就是国有奸佞——归根结底一句话：总得有人负责！

然而高务实现在最忧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现状：它是个无限责任政府，但它根本承担不起无限责任，它的皇权顶多能下到县级，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绅自治。

你想“党支部建在连上”？做梦呢，大明没有这么强大的统治力，它没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！

当周王朝抛弃了神，那么有困难就只能找社会，当然应该由社会提供确定性。但问题是，社会是个抽象概念，谁代表社会？

周公想到一个天才的主意，即用明确的社会“制度”来保障确定性，这个制度就是礼乐制度，我们的汉文化也因此被称为礼乐文化。

在后世的中国，礼乐文化的内容虽早已湮没于历史，但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。

用今天的话说，“礼乐”就是宪法。

谁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政思想？礼乐制度就是中国最早的宪政制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