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6章 召对争锋(上)（2 / 4）

但中国不同，历来中国的政府都不是基于个人契约、个人授权的，其合法性不取决于个人。从古至今，中国的政府都是基于社会要求、社会授权、由社会精英选拔组建(或战争获胜)，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承担无限责任，其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所有成员对其尽责结果的认定、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。

换句话说，在汉文化中，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，那么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，朝廷也好，政府也罢，就都必须“以民为本”，对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负总责。

这就是基于社会的、无限责任的政府，即大政府。

做个对比，美国警察救人只是一种“工作服务”，这个“服务”的前提不足以让他抛弃自己的生命、健康去满足。而中国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，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获救者。

所以在后世，你可能经常听见说在美国袭警有多严重，动不动就被警察拔枪毙了，但中国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拥有危险武器的嫌疑人，否则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枪射击——连鸣枪示警有时候都会在事后内部受罚，因为涉嫌执法过度，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威胁。

至于人的精神层面，那就更不存在了，因为在那里，只允许存在对上帝虔诚的信仰。如果有例外，那也只允许有一个，就是赎罪。因此，基督徒面对复杂的世界，只会、也只能考虑两个因素：神和契约。

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识，因为人群客观存在，但那叫群体，而非社会。

社会与群体的区别，就类似兄弟与朋友的区别。社会中，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、被动的、是不可选择的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、哪怕是成为仇人，都得一锅吃、一炕睡，必须包容、没有自由。

而群体中，朋友之间的关系，则是主观的、主动的、是可以选择的，和则聚、不和则分，充满了自由。

没有社会意识，关于人类的存在和组织形式就必然发生扭曲，这才有了法国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，这个所谓“现代民主制度”的基石。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复杂，也算不得高端，它的本质就是个人让渡部分权力和自由给国家，换取国家对个人的(有限)保护。

这就是区别。(注：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应对疫情是“三尽四早”，而西方只能“群体免疫”，连作业都不会抄。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是他们做不到的问题。)

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？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“大政府”？

当然有其原因，而且这个原因早已形成，难以更改，只能顺应。

这里多说一句，《社会契约论》里的“社会”，英文是Social，意思本来就是群居、人群，当年日本人自作聪明地误译为“社会”，结果遗患至今——人家的本意和中国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质上就有区别。

也就是说，“现代民主制度”下，政府是基于个人授权产生的，政府的“合法性”取决于个人(选票)授权，政府对个人的责任是有限的(个人层面的契约范围之内)，个人(选民)关注的是，政府是否损害个人权利(根据契约)，而不是政府能否对自己提供充分的保护。

既然个人让渡的权力本就有限，那么政府的责任自然也是有限的。

打个比方，过去欧洲人的决斗，一定要在现场的法官、警察监督和公正之下举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法官和警察的责任，是保障决斗的过程符合契约，而当事人的生死结果并不在其责任范围之内。

这就是基于个人契约的、有限责任的政府，即小政府。